公募基金行业的“去明星化”在2023年春天开始了。

多位管理规模上百亿的明星基金经理或离任或卸任。虽然目前官宣离职的并不多，但随着离职传闻四起、市场议论、基民瞪眼，底下的暗流涌动已是难以掩饰。他们想必是酝酿已久才谋定后动，但在一个万物生发的季节里悄然离去，依然让人颇感唏嘘。

他们是2019年来这轮公募大发展中走出的“顶流”，曾经手握“爆款”，是各家基金公司的头牌和各大渠道的宠儿。和此前一辈的基金经理不同，他们在投资上剑走偏锋，将上百亿资金重仓到某些热门赛道里。在他们的带头下，白酒、医药、新能源等赛道一度被贴上“抱团”标签。但在赛道行情瓦解后，特别是2022年的持续性下跌，昔日豪情押注成了他们今天的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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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沉重，既包括大规模基金带来的策略单一化，也包括基金契约、公司投研分工等系列约束，使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如果硬扛下去，庞大体量的亏损何时才能回来？基金公司会否给时间且不说，他们毕竟“生也有涯”，干等下去何时是头？困坐愁城，识性交攻，安得不危？但如果撂挑子一走了之，曾经倾注的心血和明星光环可能就此付诸东流。更何况，此时拂袖离去既无显急流勇退之智，亦难言前路有百尺竿头之机。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重生产、重投资、轻消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相对不足，老百姓倾向于把部分收入存储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良性健康发展的公募基金行业，不仅是大资管行业发展的风向标，也不仅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持续进步，更是上万亿民众理财资金保值增值的希望所在。反过来说，如果明星基金经理扎堆离职，基金公司规模下降、管理费下滑自不必说，短期内大量赎回带来的流动性压力还可能会传导至二级市场，对上市公司和基民(包括机构持有人)，乃至整个市场预期都会造成伤害。

正是因此，有重要基金经理要离职的基金公司往往会提前多方运作，直到最后一刻才对外公布。基金公司第一时间所考虑的，应该是基民的知情权。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基金公司会和渠道等主体提前沟通，唯独把投入真金白银的基民放在了最后。从实质上讲，基金一旦增聘新基金经理就意味着旧基金经理开始撒手，从此时到发布离任公告的过程可长可短，有时会长达一年之久，基金持仓可能已全部换了一遍，以至于有基民吐槽自己买的是“盲盒基金”。

长期的信息不对称，还给基金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带来双重阻碍：

一是基民对基金投资和基金经理的了解和跟踪，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一旦注意到某个基金经理或某类主题基金时，所对应的赛道行情已过高峰。等基民纷纷买入“爆款”之际，行情就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净值下跌和基金经理频繁变更接踵而至。基民买基金的美好初心，最终却变成了遭罪式的折磨。

二是掩盖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内部运作，藏着个别公司隐蔽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缺陷。某位近日离职的百亿基金经理，苗头早于2021年下半年就出现。当时该基金经理(同时还是公司创始成员、分管投研副总、投决会委员)在事先不知情情况下被取消了基金交易决策权，并增加了共管基金经理。公司的理由是该基金业绩未给投资人带来良好体验，决定增聘新基金经理共同管理，但随后又称是沟通环节出现问题，双方已妥善解决。虽然该基金经理最终保住了交易决策权，但也退出了投决会。而这一切，从头到尾以随意的闹剧形式在网上呈现出来。从中暴露出来的公司治理混乱、一把手专断、投研老将不被信任等问题，均受到市场诟病。

当然，无论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角度还是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角度，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公募基金行业发展迎来25周年之际。但沉疴非一日之弊，革新需要拿出真正的魄力，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这里有几个探讨方向：

一是收取管理费的经营模式有没有可能改变？既然基金投资有风险，承担风险就不应仅是基民，还应包括做投资决策者。虽然基金公司有自购，但这只是一种集体正确和自我标榜行为。自购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正确方向，但应加强信息披露。

二是规模冲动能否在制度上得以控制？如果一个基金经理在短短三五年内就从普通人到明星再到落水狗，他的职业生涯曲线大概率会相当难看，甚至自此泯然众人。人无再少年，基金公司这种用人模式，何尝不是“伤仲永”？

三是如何切实保护基民充分知情权？目前3000多基金经理和7亿多基民之间相当程度上处于隔绝状态。个别基金经理沉默寡言，基金定期报告、直播、财富号、微博等公开渠道均不见身影，对长期亏损从不回应。信息披露有没有可能进一步规范，如季度报告里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部分，基金经理尽量减少正确的废话，尽可能以通俗语言回应基民关切。

在这方面，著名投资人李录提出的两条进入资管业所应遵循的底线值得借鉴：一是把对真知、智慧的追求当作自己的道德责任，有意识地杜绝一切屁股决定脑袋的理论；二是真正建立起受托人责任意识，把客户每一分钱当作自己父母节俭一生省下来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