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务新闻网2021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后，“真正的多边主义”作为高频词多次出现在习近平主席于各种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包括联合国大会、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世界经济论坛、东方经济论坛、欧亚经济论坛、南南人权论坛、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从都国际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以及六十余次与世界各国元首和首脑的双边公开对话。“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也被写入二十大报告，成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指南。

要理解何谓“真正的多边主义”，则需追溯多边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多边主义思想萌芽于17世纪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的国际法学说、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和英国法理学家杰瑞米·边沁的永久和平观念以及19世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多边”一词最早出现于1859年欧洲外交协商机制“欧洲协调”的国际协议文件中，“多边主义”作为术语则首次出现于1928年国际联盟的财税协定文件中。

(资料图)

1945年二战结束后，吸取一战后建立国际联盟的失败教训并基于对持久和平的美好愿景，国际社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普遍性的多边机制——联合国系统。而自1947年冷战开启直至1991年冷战结束的45年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共使用了242次一票否决权，导致联合国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多边主义名存实亡。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冷战落幕释放和平红利，多边主义逐渐脱离国际机制理论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1988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首先对多边主义作出定义：多边主义是在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间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活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助理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鲁杰进一步作出权威阐释：多边主义是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具有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三个特征。鲁杰还指出，二战后的多边制度是以美国霸权为基础、对于理想国际秩序的直接结果；其以主权国家作为“自上而下”全球治理的主体，并通过建立国际制度达成政府间协商合作。

但在实践中，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一直面临霸权治理下衍生的不民主、不透明、不合法、无效率等诸多问题。由此，1997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提出基于公民社会团体“自下而上”重构全球治理的“新多边主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世行集团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纷纷呼吁多边主义需要进行彻底变革，应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并更多地承担起参与国际事务的责任。新多边主义不失为在后霸权时代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一种积极尝试，但在全球性风险挑战空前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再度回归、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刻重构的现实下，试图以力量薄弱、制度化水平低下的公民社会为主体的新多边主义来重塑全球治理秩序，更近乎于乌托邦式的空想。

可以看到，从19世纪欧洲均势到20世纪一战、二战和美苏冷战，再到后冷战时代美国一超独大，直至21世纪世界多极化格局不可逆转，多边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但充满霸权色彩的多边主义和充满空想色彩的新多边主义都难以诠释多边主义理论的真正内涵，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危机”从未真正解除且愈演愈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深刻洞察和研判全球大势，习近平主席对于中国如何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并郑重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真正的多边主义”发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孕育于全球风险挑战加剧与全球治理赤字恶化相互交织的动荡危局之中，根植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辉煌实践基础之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相对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主权平等、保障集体安全、加强对话协商、完善民主共治、扩大开放融合、促进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在凝聚世界各国共识基础上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从而创造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 陈 曦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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