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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即将于8月22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作为南南合作机制化和制度化的典范，金砖国家通过长期稳定的高水平政治互动和设立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等创新金融合作，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回望历史，南南合作作为与以联合国系统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南北机制并行的三大国际发展体系之一，已走过75年风雨历程。

1948年联合国大会首次将欠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并首次将世界划分为南方和北方两大阵营，作为欠发达国家的南方开始在联合国系统内寻求合作。1955年29个亚非南方国家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以促进所有类型的南南联系，成为第一次在没有前殖民列强参与的情况下讨论南方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在其影响下，1961年代表广大亚非拉南方国家利益的不结盟运动兴起，旨在联合自强对抗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并将关注重点逐渐转移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会上南北利益出现尖锐分歧，南方国家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以共同对抗北方施压，并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国际经济措施的制定。七十七国集团的出现被认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其显著提升了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谈判能力，有力促进了世界朝着“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迈出重要一步。但事实上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南方国家都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作为政治独立必要补充的重要性，发展问题被认为是“低政治议题”。除了普遍优惠制度外，贸发会议其他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至70年代初期，全球殖民地解放运动基本完成、冷战军事压力也有所减弱，南方经济发展开始受到更多国际关注，发展问题随之成为“高政治议题”。南方国家也更清晰认识到，彼时国际经济体系主要为北方服务，南方利益和诉求几乎完全被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国际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此后，不结盟运动演变为要求重组国际经济体系的压力集团，七十七国集团也转变了成立初期认为与北方保持密切联系最有利于发展的假设，认识到应更多依赖国内和南方市场，通过自力更生为经济发展提供动能，南方国家重回联合发展模式。

1974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设立一个特别局，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其成为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前身。1978年联合国大会以决议形式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标志南南合作进入新阶段。此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激增，并由国际层面向区域层面扩散。然而，北方主导构建的不公正国际经济体系难以撼动，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实质上均是北方自身经济危机依托政治和经济霸权向南方转嫁。

2000年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南方首脑会议通过的《哈瓦那行动纲领》指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受到全球化进程影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发展的重要工具，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也是国际论坛上就发展中国家关切问题达成共同立场的工具。”

2006年中俄印巴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外长会议，2009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建立，成为南南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开始以建设性姿态引领南南合作进程。同年第一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召开，强调国家政府、区域实体和联合国机构在支持和实施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方面必须发挥积极作用。2013年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正式成立，成为全球南南合作核心协调机构。2019年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召开，充分肯定南南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指出南南合作正在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和准则变革并推动区域一体化。202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迭起，全球发展遭遇逆流，南南合作迫切性和重要性愈发凸显。伴随2023年金砖扩容提速，南南合作将以空前影响力和凝聚力推动世界发展“多极化”和“再平衡”。

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指引下，正以更积极姿态为南方国家跨越发展鸿沟、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 陈 曦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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